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作家、诗人们最好的年代，不像前些年会承受高稿酬的批判，也不像之后因为物价上涨而导致生活窘迫，现在相对高昂的稿费和相对低廉的物价可以让他们在国内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

同时由于高考恢复，带动了人们对知识的崇敬以及对阅读的向往，让作家和诗人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不管走到那里都会受到数量众多的文艺青年的向往，这时候只要沈隆愿意，他完全可以像高晓松一样，凭着自己的名字还有作品逛遍全国任何一所大学。

到了大学里面，不用自己找住处，就有学生愿意收留他住在自己的宿舍里，有女学生愿意管吃管喝，甚至以身相许；夸张点的说，只要他有这个想法，和顾城一样同时接受多个女性的好意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

日后或许有很多网友们在看路遥、海子等人的传记或者采访时，会觉得这些人的生活十分困苦，感觉这些作家、诗人一个赛一个的穷。

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作家、诗人穷个鸡儿，海子先不说，他的悲剧更多的是源于性格，事实上很多诗人、作家的悲剧都源于性格。

而路遥网上盛传他穷了一辈子，比如什么他发表《人生》才拿了一千三百块稿费，依靠《平凡的世界》获得矛盾文学奖不得不找人借了五千块才有钱去京城领奖，把钱送到路遥手里，并央求哥哥：你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如果那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上火车前，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

最后矛盾文学奖的奖金也只有五千块，回来后省里奖励了五千块，《平凡的世界》也只有千字三十的稿酬，这本百万巨著只给他换来了三万块的稿费，加上奖金不过四万块而已。

一千三百块、四万块听起来不多，给人的第一反应路遥确实穷得很，然而那可是1983年的一千三百块和91年的四万块，那时候人民币的购买力绝对不是现在可比的。

1983年普通工人一个月才几十块钱，1300差不多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的收入，换算成现在得有一二十万；在冰心的日记里，有她1983年的详细开支，这里面有一条，预支保姆宋阿姨二月份工资二十块，一千三百块等于冰心家保姆六十五个月的工资。

91年北京平均工资一个月二百多，现在是八千多，路遥拿着五千块去北京，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去天上人间都差不多够了。

一万块的奖金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万，三万块稿费加起来也有一百多万了，加起来够在现在的西安全款买房了；当然，当时西安的房价更低，四万块够他买好几套的，要是他像郑渊洁一样买上几套房存放读者来信，到现在翻个十来几十倍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而且路遥不光有稿费的收入，1991年底，也就是《平凡的世界》获奖后不久，他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开始享受国家专家津贴和陕西省专家津贴，加上这些，绝地是当时的富裕中产。

或许这些钱并不算多，实际上也配不上路遥的作品，但路遥穷还真不是因为稿费少，而是他的消费习惯，他的烟瘾很大，一天抽两包以上，抽的都是好烟，他喜欢喝咖啡，喝的都是好咖啡。

路遥参加会议，从不吃组织方安排的早餐，即使伙食很不错。非要去一家咖啡店吃西式早点，80年代，咖啡店很少的，并且很贵，一次大概要5块钱左右，虽然路遥每月的工资才40元左右，但他才不在乎呢，他说，“像我们这样出身的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看不起自己，需要一种格外的张扬来抵消格外的自卑。“

换算成现在的概念，差不多相当于年入百万的金领，动不动就要吃一顿上万块的怀石料理，抽高档古巴雪茄，这样还想不受穷，怕是有点难。

沈隆接过钢笔在刘建国的笔记本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也是他第一次给人签名，刘建国拿到签名后高兴地很，等下一期的《收获》到了之后，他就能拿着签名去给自己的朋友们显摆了，说不定还能凭此赢得某个姑娘的青睐。

“孙老师，等样刊寄过来的时候，我给您送家里吧！”刘建国殷勤地说道，和对待一般办事人员的态度截然相反。

“谢谢，不过不用了，我地址留的是《黄原文艺》贾老师那儿，到时候贾老师会帮我转交的。”沈隆婉言谢绝，然后带着厚厚一摞钱离开了。

到了新的一周，周中的时候天突然下起绵绵秋雨，工地上不得不停工了，沈隆难得的得到了假期，他白天在街上四处逛逛，去百货商店瞅瞅有什么适合送给田晓霞的礼物，自己老是收晓霞的礼物，怎么也得回赠一二才是。

晚上回到窑洞里，点起油灯继续写作，很快就把《老井》写完了，又开始琢磨着新的故事，这次又该选择什么作品呢？

要不去抄《秋菊打官司》？或者《一个都不能少》？啧，我为啥老找张艺谋的作品薅羊毛啊？沈隆忍不住咧了咧嘴，还是换个题材好了。

不管是《黄土地》也好，《老井》也罢，这两部都带有一股子浓浓地过去的味道，沈隆还是希望能写点更积极向上一些的故事，他想写一部农民企业家的故事，反应农村新时代的变化，就像少安那样。

具体的方向有了，究竟该选择那部作品改写沈隆暂时还没有想好，这次他不打算像《黄土地》还有《老井》一样大篇幅抄写，而是打算融合诸多现实经历，再参考一些这一主题的经典作品重新创作。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周末，田晓霞在秋雨中带着愉快的心情来找他了，这意味着他俩可是待一整天的时间。

吃过饭，聊了一会儿文学，沈隆提议，“我们出去转转吧？”

他想趁着这个机会把制砖机的事情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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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作家、诗人们最好的年代，不像前些年会承受高稿酬的批判，也不像之后因为物价上涨而导致生活窘迫，现在相对高昂的稿费和相对低廉的物价可以让他们在国内过上较为舒适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