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匪患起因复杂，从乾隆年间起，不断有关内破产的流民来到关外蒙古地区择地耕种，他们对当地的开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各旗贵人通过地租和旗饷赚得盆满钵满，但与此同时当地中下层土著的生存空间却受到了挤压。
再加上清廷的刻意打压，各旗贵人为偿还朝廷欠债的加派，引起了当地蒙人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底层牧民起义不断，波及范围广阔，留下了陶克陶胡、嘎达梅林等传说，至今还在草原上歌唱。
这些底层牧民起义或许是逼不得已，但沙俄也从中看到了机会，他们提供军火等帮助，让混乱愈演愈烈，试图从中捞取好处，日后外蒙的分裂也和这些起义有说不清的关系。
对于这些底层牧民的遭遇，沈隆还是比较同情的，但是对他们造成的后果，沈隆却无法接受，所以剿灭匪患也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事情。
从元宝镇到郭尔罗斯前旗的路上，孙烈臣给沈隆等人介绍着剿匪的难点，“要说这剿匪，有三个难处，其一，草原上草多蚊虫也多，进入草原就算是夏天也得用布包头，不然的话，寸步难行，狼群也多，派出去的跑跋子（哨探）经常被狼吃掉。”
“其二，那些马匪都是一人双马，马术好跑得快，枪法也准，往往打了就跑，咱们追不上；其三，当地牧民都是他们的人，一有消息就给他们通风报信，那就更不好找到他们了。”
“咱们没那么多马队，确实挺麻烦的。”郭松龄听了皱起眉头，敌人的机动性比自己强，情报搜集能力更好，枪支弹药的话，他们有老毛子的援助，也要胜过自己，这样的敌人的确不太容易对付啊。
张作霖采用的是派人混进马匪中，获取他们的踪迹，再派兵围剿的策略，经历了多次失败后终于将匪患清缴完毕，把陶克陶胡赶到沙俄境内。
沈隆却有点嫌这种办法太费工夫，咱可以有外挂的人，不管这些马匪怎么跑，也逃不过自己的眼睛，“蚊虫什么的不用担心，我已经让夏东家帮忙收了一批药材，到时候撒点药水在身边就行了。”
以沈隆现在的医术，配些能驱赶蚊虫的药轻而易举，“哦，对了，占鳌，你说这种药在草原上有销路没有？这门生意做得做不得？”
占鳌是孙烈臣的字，他听了后马上答道，“要是真能驱赶蚊虫，那些蒙人肯定抢着要，咱们只是进去剿匪，他们可是天天呆在草原上呢！”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用这种药来分化那些牧民，马匪可以从他们那儿得到消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他们那儿拿到马匪的消息？”郭松龄举一反三。
到了地方，沈隆没急着进军，就带着手下驻扎在附近县城边上，一边调试驱蚊虫的药水，一边整训军队，收集消息；再偷偷摸摸的用筋斗云去探查马匪的踪迹，待做好万全的准备之后才领兵进入草原。
一路用药水开路，赢得了当地牧民的好感，减少了他们的抵触心理，再根据从天上侦察到的情况，很快锁定了当地马匪头子的所在，将其包围剿灭，一战就把这股子为祸多时的马匪彻底解决。
而在南边，老疙瘩现在还没开张呢，两相比较之下，徐世昌就更加看重沈隆了，又给他补充了一批人手和枪炮，让他再接再厉，继续清缴周围的马匪。
第一次之后，沈隆就不亲自领兵作战了，他专门负责分析情报，审核郭松龄、孙烈臣、朱传武汇报上来的作战计划，并根据情报给他们分配任务。
对付这些马匪，沈隆也不单单是剿，遇到真过不下去的，还会安抚一番，收拾些当地的贪婪贵人，让那些穷苦牧民能有一条活路。
要是遇到宰过老毛子或者小日本的，只要他们没太大恶行，沈隆把他们围住后派人去收服，这些人骑术好，都是组建骑兵军队的好料子。
但是，只要是和老毛子有牵连的，沈隆绝不含糊，就算抓了俘虏，也是直接拉出去打靶了事儿，这样的人留着只能变成祸害。
在草原上待了整整一年，通过分化打压清剿收服，北边的马匪基本被沈隆清理地差不多了，偶尔几次，他甚至还南下给张作霖帮忙，搞得老疙瘩很没有面子。
沈隆也因此积累功勋升为黑龙江巡防营前路统领，手下扩展到五个营两千多人，这在如今的东北，已经不是个小数目了。
升官之后，孙烈臣、郭松龄等人纷纷来道喜，沈隆倒是一点儿也不在乎，清廷眼看着就只有三两年的时间了，就算是当再大的官又有啥用？只有手底下的枪杆子才是真的。
在剿匪的过程中，沈隆似乎发现郭松龄和朱传武在军队里传播革命党的理念，沈隆统统装作没看见，等到时候武昌那边事发了，不用他们来劝，沈隆都会主动找他们商量举旗，咱也能混个辛亥元老的身份不是。
这身份说没用那是真没啥大用，好多辛亥元老日后也没啥影响力，可要说有时候也能派大用场，只要有这个身份，日后说话也响亮些，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到了1908年过年的时候，东北边境匪患比历史上提前平息，沈隆和张作霖回到奉天接受嘉奖，沈隆谢绝了徐世昌留他在奉天的邀请，执意要返回黑龙江。
不过以他如今的官职，小小的元宝镇已经容不下了，徐世昌安排他驻扎哈尔滨，负责清理黑龙江的匪患。
于是沈隆带着人马返回黑龙江，在哈尔滨安置下来，然后带着朱传武一起回三江口元宝镇，打算把朱开山和朱传杰他们都接过来，让一家人在哈尔滨团聚。
他打算提前开启新地图了，如今他的身份地位和在元宝镇时候已经大为不同，可以稍微挣开些束缚，搞些更大的事情了，比如说甲子沟的山河煤矿，比如说兴建自己的工厂。
内蒙匪患起因复杂，从乾隆年间起，不断有关内破产的流民来到关外蒙古地区择地耕种，他们对当地的开发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各旗贵人通过地租和旗饷赚得盆满钵满，但与此同时当地中下层土著的生存空间却受到了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