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紧紧握着我的手，他的表情看起来，尽管有些痛苦，但是格外坚定。我们现在必须要把一切兄妹儿女朋友的感情和关系都放到一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肩起更大的责任了！

仿佛一切都离开我了，从我脑子里划了过去，我问：“那你要带走什么呢？”

“啊？”哥哥看着我，好像忘记了一切似的。

“我说，你离开巴黎，要带走什么呢？”我问道，随后又自言自语，“对的，要钱！”我，伸手去掏自己的口袋，微微颤抖着把里面的纸币拿出来，又想起自己口袋里的那个蓝白红绶带。我出门的时候其实做了两条。

我把钱和法国放到了哥哥手心，催促着他快点收下，天很快就要暗下来了，德国人还在街上徘徊。

“薇拉，快走吧，替我为妈妈告别！”哥哥说，他也紧紧握住了我的手，随后又补了一句，“爸爸和我商量过了。”

我们互相看着，随后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我感觉自己的心要裂开来，但是最后还是推开了哥哥：“你也要小心，家里还有我呢！”

哥哥点头，下一秒他便消失在我面前。

在空无一人的小巷里，我抹了抹眼泪，随后把脸颊两侧垂下的发丝收拾好，装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慢慢踱步回家了。

那天晚上，爸妈听说了哥哥的事情，为此我们特地开了瓶红酒。我们小声地说：“祝雨果凯旋回来！祝巴黎！祝法兰西！”

三只酒瓶碰在一起，但即便是这个时候，我们连笑也不能放声出来。

*

1941年11月13日 巴黎 阴

我回到家，在街上我照旧用每日的配给券和同事结伴去德国人指定的商店兑换每天的食物。和同事拐出商店后，我们分道扬镳，道路上行人稀少，气氛沉闷，只有风中偶尔传来几声低语。

这段时间从外界传来的消息都不算多么好。在非洲北部英军被德国非洲军团打得连连败退，正在向埃及方向撤退，在亚洲日本人也一路势如破竹，而在苏德战场德军已经包围了莫斯科。一切看起来似乎毫无希望。

我回到家，却发现客厅里站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爸爸的眼睛通红，他看起来疲惫极了。而妈妈则是捂着脸，肩头不停地耸动，哭声压抑着从她的手中透出来。那个人转过身，他看起来最起码四十几岁了，满脸歉意。

几乎是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泪水滚烫地滑落过我的脸颊，那人递给我一封带着血污的信，有好久，我都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最后我几乎是整个人滑进那张椅子里，哥哥死在了法国，据说也是个法国人亲手杀的他！

法国人杀死了一个法国人，这多么让我感到可笑！我想起一年前的11月11日，也是在法国，那个警察拦住我们巡逻的师生。我是多么想问他：“不尊重这个日子的人是德国人，法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为自己的先烈献花！”

我很想哭，为自己的哥哥，也为那个杀了我哥哥的法国人，更是为了我的祖国！

“我以为……”我对那个人断断续续地说，“我以为你们巫师也是区分国籍，或者说，也是知道爱自己国家的……”

那个人的手按在我的肩膀，他叹了口气，似乎不知道从何说起：“或许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巫师才勉强算是人。你们这几天最好小心些，晚上不要出门，那些巫粹党很可能也会盯上你们。他们更不把法国人当人看。”

我苦笑一声，突然不清楚该说些什么了。

在这种难以支撑的沉默中，妈妈开口了：“那你们的那个电台，还搞不搞了？”

她说的是哥哥在1940年开始就建设的那个专供巫师听得电台，尽管我们都是麻瓜，但是我们都知道哥哥的这个秘密。

妈妈又说：“需不需要我们帮忙？”

爸爸和我都抬起了头，看向哥哥的战友。对方沉默了片刻，随后摇了摇头：“不，不需要，电台当然还有，还很多！我们还会继续战斗下去！”

哥哥的战友在我们家只待了一会，他告诉我最好把哥哥的信也给烧了，为了我们这些还苟活之人的安全。

小主，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的空气仿佛是个要破碎的玻璃瓶，或许真的破碎了，只是被我们还活着的三个人努力缝合起来。哥哥的痕迹被我们悄悄地掩藏起来，虽然没人提出过，但是我们都偷偷地干着这件事。互相隐瞒，也不对彼此提起。

之后的一个星期，一群穿着黑衣服的党卫军闯进我们家，说是要搜查与哥哥生前的相关物品中，很可能会有与其所属组织的讯息。

爸爸奋力地解说着，但是那个带头的人只是带着一丝微笑，看起来似乎是怜悯，仿佛是在观察着闹事的孩子般。最后妈妈拉着爸爸坐回客厅的沙发上，我们看着雨果存在过的一切被封存在箱子里。

于是，相册、杯子、乃至于全家福，哥哥在家中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仿佛他从来没诞生在这个家中。我抓着自己的裙子，努力将自己按在沙发上，只是这副样子，看起来就像是个害怕的年轻女教师。

一个德国军官路过我，对我露出一个笑容：“小姐，请你放心，没什么需要害怕的。”

“没什么需要害怕的？”我反问道，看向那装满雨果面庞的箱子，里面的照片中，哥哥要么在微笑、要么在沉思、要么在平静地看向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