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毅从诊多年，一直以为，有些患者，是无法通过药物和心理疗法去改变的。

甚至极个别患者，连自己讲出的医嘱都听不进去，或者听了，但不会去执行。

有钱的患者会开药，开很多药，做很多检查，然后把药摆在家里，摆到过期；

没钱的患者会纠结，怕加剧又怕依赖，所以可能来了但什么都没做，还是在原地踱步徘徊，自以为能靠调节心绪痊愈；

重度的患者会狂躁，躯体化到让其它诊室的医生束手无策，只能给到一个“出门左转精神科”的中肯建议，还要被患者以“医生不尊重我”为由挂小红本或帖子吧；

轻度的患者会觉事小，就算医生说了半天，也还是会得到一个“真有这么严重？”、“不就是心情不好吗”的表情讯号。

而只有闫毅知道，

接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疏导。

接诊的过程不能急，不能躁，

说话音量不能太大，不能以不耐烦的口吻面对惊弓之鸟。

无论检查是做还是不做，无论患者如何诉说，

谎言也好，刻意的美化也罢，

自己都要倾听，要认真倾听，要当成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一样去倾听，

要兼职心理医生一样，成为临时的树洞去倾听，并且提供微小的、可以近乎忽略不计的情绪价值。

久而久之。

今日，

患者的身份，

轮回到自己。

——

……

“你好。”

“你好。”

“名字？”

“闫毅。”

“年龄？”

“四十五。”

“嗯，说吧，哪儿不舒服？”

“最近有点精神恍惚。”

“精神恍惚？”

三十多岁的年轻医生抬了抬头。

“嗯。”

闫毅的国字脸上，表情凝重。

“感觉抗压能力变低了。

晚上睡觉听到声音会醒，神经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