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之外，郑莫庸提供的都是些杂乱毫无用处的信息。

刚说完这些，范团儿从调查局回来，拿来一摞不算薄的资料。

常威打开档案简略看了会，只能感慨人生挫折境遇无法预测。

韦焕第，1918年出生在鲁省的一个富农家庭，幼年时家乡遭遇灾情，时疫肆虐，全家三代八口人死得只剩他一人。

在家乡无法生存，他就跟着乡里的大人一路行乞来到津门。

从八岁到十二岁，他讨了整整四年饭，偶然遇到了一个机会。

那天，他饿着肚子在租界上行乞时，一辆黄包车从身旁一闪而过，车上的乘客往路旁垃圾箱里扔了一件东西。

韦焕第眼尖，捡出来一看，竟是一个钱包，里面分文全无，只有一张印着洋文的铜版道林纸和一页信纸大小的旧纸。

韦焕第上过两年私塾，识得若干汉字，却不谙洋文，不过他认得上面的阿拉伯数字，寻思这可能是外国银行的支票。

再看那旧纸上的文字，勉强能够分辨出这是一份借款契约。

四年行乞生涯，使得这个十二岁的小叫花的阅历远比同龄少年丰富得多，他猜测刚才那个坐在黄包车上的家伙大概是个扒手，窃得了某个富人的钱包，把里面的现钞拿走后扔掉了钱包。

韦焕第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按照借据上的地址找上门去。

韦焕第的判断是准确的。

那个失主是租界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钱福义，借据是他出借给朋友的一笔五千大洋款项的凭据，而朋友却抵赖拒还。

这天，他带着这份证据去跟律师见面，那张花旗银行的支票则是支付给律师的诉讼代理费，不料在电车上钱包失窃，此刻正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

更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叫花竟然把钱包还给了他。

钱福义大喜过望，拿来钱硬要塞给韦焕第。

这当儿，韦焕第显出了他的少年老成，提出不要分文酬谢，最好是给他一个饭碗。

钱福义当场拍板，让他进自己经营的宝隆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徒工。

韦焕第脑子机灵，学了三年满师。

他凭着那份察言观色的本领，又结识了青帮的吴四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