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也迎来了拆迁征地的难题。

现在政府最为头痛的难题！

曾省长深有体会，政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拆迁征地的过程已形成政府之痛、民生之痛、发展之痛。特别是在城镇化进程之中，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在加速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同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道路越修越多，交通却越来越拥堵。拆迁越来越多，居者有其屋却越来越困难。城市人口的爆增，更显现出城市规划的滞后，因为拆迁，不见硝烟却胜似战场的个体生存环境争夺战演绎到了极限。

他深知，拆迁征地成为“最难”问题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城市化进程过速，西方国家用一两百年才走过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拆迁征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改制和破产企业多，失业人群过大。面对因拆迁征地而走进门来的政府官员，民众积怨正好借机爆发。拆迁难的第三个原因是利益博弈严重失控。开发商和拆迁户都要求利益最大化。现有土地上的居住者大多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希望能因拆迁征地而一次性满足他们的生活住房、子女就业、全家社保等所有生存之需。而一些拿地心切、法纪意识淡薄的开发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尽快解决拆迁矛盾，动不动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野蛮拆迁。为了达到各自目的，拆迁户、开发商无所不用其极。

未来一个时期，各地城镇化还将推动许多农民告别土地。在愈炒愈热、愈演愈烈的拆迁征地矛盾面前，面对一次次无限延期的拆迁工地，开发商怎么办？面对即将失去的家园，拆迁户应该怎么办？面对因拆迁而被“彩绘”的当权者形象，政府怎么办？

他想得太多！

要做的感觉更多。

征地拆迁，不仅仅涉及“光明大科”一家开发商，还有许多工程也存在，有的或许更甚，问题还可能存在更多。

曾省长最觉得有必要对城市征地拆迁做一个综合性的调查，这一调查，还真叫人触目惊心，有的民众称其拆迁为“血拆”。

有这么严重么？

处理完了“孤岛”事件之后，他继续深入的对征地拆迁调查，反应出来的问题比较多，而且多是反应开发商与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强拆，省城所在地的西江市最为突出，一位拆迁户反应，只因未与拆迁公司签合同，走廊被人装上一扇铁门，导致全家人有家不能归；紧接着，开发商发现堵门、甚至砸房子都不见效，便开始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摧残。

有一位于六七十岁的老者只因未签协议，被突袭而来的数人殴打，左肘关节骨折，左耳鼓膜穿孔。儿子脖子后部被砖沿剜下一块肉，女儿被多人按倒在地，左腿被人用棍子猛击且遭捆绑，头部和嘴也被胶带粘住。事后，她被诊断为左腿膝盖后十字交叉韧带撕裂。黄洪虎老伴被这场黑夜中的暴行吓得浑身颤抖；直至如今，一听到嘈杂的声音，她就会大小便失禁。而有的开发商干脆拆你没商量，在许多户主还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成片的房子便成为了废墟。最近这几年，三江一些地区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征地过程中，以血抗争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全省各地因拆迁纠纷引发的恶性个案，不胜枚举。拆迁命案也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

目前，曾省长知道拆迁征地问题依然严重，野蛮拆迁的恶性事件还在发生。根源是它牵涉到地方政府的一个核心利益，那就是地方政府抓政绩，一些地方拆迁征地目的也由最初为民造福的旧城改造，发展到了房地产开发，炒卖地皮。许多地方政府把卖土地作为地方经济的主要财政支柱，名曰土地财政。在几天的走访过程中，他看到了同在省城繁华地段，有两处多达百亩的建筑物已拆除多年，但一直没有开发。有一块地皮上已长出二人多高的树木和野草，周边垃圾成堆，污水遍地。

他不禁要问西江市政府，“为什么空着？”

得到了回答却是，“这个土地储备。”

曾省长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同一座城市的边缘，他又发现城市一边在周边大肆掠夺农田，一边在繁华地带久拆而不建，这样的土地储备，政府难免有等着好主顾来卖高价的嫌疑。一些拆迁户反映，那种既伤害群众感情，又影响干群关系、“一凶二狠三胡来”的野蛮拆迁依然有恃无恐，有的对被拆迁群众进行恐吓、殴打，有的闹出人命案。

他让省信访办梳理了一下，最近几年，三江省城被拆迁户群体围堵政府机关的事件，每年不下五六件，避开那些早已被媒体热炒得血淋淋的个案，他选取了一个普通野蛮拆迁个案，亲自前往进一步了解情况。

这个拆迁主顾叫老关。

老关的房子是父亲遗留下来的两间小平房。父亲是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有功之人，解放后政府分配给他四间平房，由于解放初的住房是供给制，老人过世后，两个儿子各自居住了两小间，关家兄弟依照政府的相关规定，缴纳了住房保证金和房屋租金，还修缮过几次房屋。2000年的时候，因马路拓宽，关家的房子成了临街门面，兄弟俩便把房子的前半部分租让出去做经营门店，还去工商部门办理了经营许可证。老关因工伤下岗后，每个月只有500多元的工资收入，日子过得很清苦。好在妻子在商场当部门经理，她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开支，工作之余又悉心照料丈夫，经营门店每月都有租金收入，老关家的经济条件渐渐有了一些改善。他经常去医院作康复治疗，病情得到稳定，简陋的家里充满了温馨和祥和。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喻为“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拓路架桥，旧城改造等公益事业的进行，顺应时代的潮流，来到了政府官员的议事簿上，来到了普通市民的餐桌间，来到农民的田间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