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警方倒是说过,有些人联系不到家属,但也被遣送,只能根据他们说的家的方位遣送,没有专人护送到家,就地遣散。这就涉及到一个字面上的理解,“遣送”这两个字的概念是什么。他确实不知道有没有规定,怎么样算遣送,较真的话就变成一个文字概念,可能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在被解救或者是被遣送的人中,有一个群体更值得关注,也就是残障人士去哪儿了?他们怎么回家?
必须关注,包括这些黑心砖厂会不会死灰复燃,包括这些黑包工头,包括这些残障人士、儿童还没有回当地的,会不会有人又重新把他们组织起来,这些事情都要关注。这涉及到一个大的问题,这个链条会不会再被链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循环?这需要政府的打击力度和后面的长效机制,以前因为有黑包工头也说过,以前也打击过,这并不是第一次。曾家辉相信这不是第一次,可他但愿这是最后一次。在调查中,当地官员认为这个砖窑厂暂时停产了,他们的意思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市场需求量太大。如果空心黏土砖窑厂不会消失,那就意味着黑心砖窑厂存在,现在取缔是逐步取缔,打击也是很有难度的,在当地有非常大的需求,现在让农民买那些新型环保一点的建筑材料,可能成本比较高,对于收入不高的农民来讲难以承受,这样的情况下就去买这些红砖,而生产这些红砖大多是一些非常小的小砖窑。还有一个习惯问题,大家比较习惯于用红砖。他在调查中找当地人了解过,当地人用来建一个简易房或者盖猪圈,用其他砖一个是觉得贵,另一个是习惯于用红砖。
这样的情况和问题,不仅新闻记者敏感到了,各级各层面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调查组一定会协调处理。”
他知道这样的线索是可以查清楚的,也是可以处理好的。
记者围绕后续反应或者说是期待处理的相关问题也道出了观点,“从报道的信息分析,当地存在着类似于官商勾结的因素。比如发案的黑窑后来查出来,当地工商所和派出所里有关人员,都被调查过。那个姓蒋的黑窑老板,还包括他父亲也是村支书。也就是说在黑砖厂存在的这几年间,当地的派出所连看都没有去看过,甚至自己的办案经费还要砖厂承担,当然这个案子发生之后,钱被退还回来了。某种程度上,当地存在着官商勾结,可能对打击也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对于记者调查,可能同样会存在着一些难度,曾书记能给我们指点迷津么?”
曾家辉对这个问题没有推三阻四,点头道:“我理解记者朋友们的心情,你们希望通过深度报道来为社会做一点事情,可你们似乎又遇到了一些阻力,对吧?”
“正是如此。”
“指点迷津谈不上,但解决办法肯定有,我想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靠记者随机应变能力,这一点对你们的要求较高。我看了前面的很多报道,很多的媒体没有采访到真正的黑包工头,也就是说,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组织黑工,他们为什么要组织。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应该联系到相关当事人,最好做一个黑包工头的对话,让他讲清如何对待工人,以及背后的黑幕。而且我也可以提供一点线索,据我的调查了解,这些包工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因为当地砖窑的操作模式就是老板出资、出钱建一个砖厂,只负责销售,但不负责生产,生产完全承包给包工头的。后来的调查情况来看,包括虐民工、童工,主要就是包工头的行为。所以包工头应该是你们新闻调查里获取信息的一个人群。”
“这些人怎么能见着?”
“这不是我们调查组能协调的,我说了靠你们自己的随机应变能力。有的包工头逮住了,可有的包工头不见了,他们是跑了,还是仍然在工作着?这些需要大家去………”
其实,曾家辉知道有些包工头应该是躲起来了。事发当时躲起来,包括很多受害的人。其实现在解救出来的人,应当不是受害人全部,很多人被转移了。有的包工头恐怕猜想可能与过去一样,一阵风之后,再卷土重来。他所谈的阻力,除了见不到想见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什么阻力。因为对于新闻记者来讲,其实在当地砖老板的身份并不高,很多都是当地村民。所以,外界采访当地人这一块,实际上没有多少突破,因为大家都是邻里。这件事情公布以后,砖厂全部停产了,工人也都不见了,还原现场也是比较难的。来自官方的帮助也不是很多。所以,一线记者感觉一开始有些茫然。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虽然最受关注的是石城县,但是这个事情在整个三江省都存在的,并不是一个地方存在,所以面非常大,采访起来比较困难,很多时候用在路上的时间比采访的时间还要多,见不到人只是后话。
记者们也认同他的观点,“我们进村,一看就是外地人,基本上见不到当地人。和当地人搭讪,他们有的因为语言不通,有的根本不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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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家辉调侃他们,道:“防火、防盗、防记者嘛!”
记者也笑了,“这要看什么人,并不是全部的。有一些人比较善良,还是愿意说一点,但是他们知之甚少,的确不知道黑砖窑,如果知道的话,可能黑砖窑就不可能存在这么久。”
曾家辉认真谈了一些思考性的问题:看待三江黑砖窑事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背后,为什么这个现象在当地这么普遍?它是三江的一个个案,还是带有普遍性?我觉得有个案的成分,也有普遍性。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黑砖窑工艺可能就决定了这样一些现象的存在。因为黑砖窑的工艺是非常落后的,只要是童工和呆傻的人都可以做,也就是只要有力气都可以。它的生产条件上,应该是有土,有煤,有人干活就可以了。人力成本成了砖窑生产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些砖厂主只要把人力成本给降下来,就能换取最大的利润,这样就会拼命地降低人工。而这个活是脏累的,当地人不愿意干,也挣不到太多钱,于是滋生了砖厂主雇一些呆傻的人或者是去车站找这些人,不给或者给很少的报酬,让他们做这样一项工作。如此形成了类似于奴工的现象。凡事都是有源头,这个链条上,缺少任何一环都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记者赞同他的观点,并提出了又一个棘手的问题,“有许多网民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质问黑砖窑事件怎么不见有人出来辞职?我们知道这件事可能震动到中央、三江省也出来道歉了,但是怎么不见有人辞职,两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一些事件的问责是应该的,更重要的还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推出劳动合同法,如果从制度上对这个事情予以监管,可能会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建立一些长效机制,可能比有些官员问责会更加重要一些。至于该对谁问责或者由哪一级的官员承担责任,不是我们调查组说了算的,我们需要的是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找出来,把解决的办法建议提出来让上层决策。”
记者点头,“确实如此。”
曾家辉补充道:“事前监督远胜于事后问责,悲剧发生了再做一些补救的措施总是很晚的。对于你们记者来讲,有新闻素材了,有事可做,有事可报了。至于该不该问责,由谁问责,大家不必围绕这个问题做无用功,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先把事实尽可能还原给大家,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随便提供一个好消息,已经强烈抨击了三江黑砖窑事件,并提出尽快通过劳动合同法和其它相关法律政策实施,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按照一个法律的程序,按照一个正常制度来约束或者防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整治,杜绝此类非法用工的现象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希望不再出现下一个类似奴工的现象,而且这不仅仅是在砖厂,比如说在一些煤窑或者是其它的一些行业。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不管是从新闻记者来讲,还是从国家官员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而在曾家辉的眼中,不管是黑包工头也好,是村干部也好,是砖窑窑主也好,还是被非法使用的这些童工、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工人,为什么基本的人性在整个事件中看到的很少,他觉得很心寒,这些只能用规则、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来加以解决。
当地警方倒是说过,有些人联系不到家属,但也被遣送,只能根据他们说的家的方位遣送,没有专人护送到家,就地遣散。这就涉及到一个字面上的理解,“遣送”这两个字的概念是什么。他确实不知道有没有规定,怎么样算遣送,较真的话就变成一个文字概念,可能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是在被解救或者是被遣送的人中,有一个群体更值得关注,也就是残障人士去哪儿了?他们怎么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