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战好奇的问：“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京城来的？”

中年人指了指车：“车牌子啊。”

袁红战恍然：“你分析的有道理，但只说对了一半儿。”

中年人一愣：“我哪里分析错了。”

袁红战一笑：“我们确实不是谁家的亲戚，但也不是来找村支书的。”

“哦？”中年人眉毛一挑，“那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周安东自己也点了根烟：“我们过来找，五年前那场矿难遇难者家属。”

中年人立刻变得警惕起来：“你找他们干什么？”

“前一段时间，我投资了袁红彪的矿，成为了股东。”

周安东叹口气，一脸的悲伤表情，开启了他的表演。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矿难的事儿，当我知道后发现，矿厂居然没有给予遇难矿工家属应有的赔偿，这让我很愤怒。

作为企业，作为企业领导者，赚钱并不是唯一目的，还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尤其是矿工，这种高危职业，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责任，是企业第一要素。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镇上的矿厂没有一点安全措施，发生矿难之后，不是第一时间安抚家属和赔偿，反而对他们进行威胁恐吓。

矿工给企业创造了利润，给老板创造了财富。他们和老板，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阶级兄弟，而不是没有感情，可以随时牺牲抛弃的动物。

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他们，一个家庭就塌了大半边。妻子儿女，年迈的父母，就有可能陷入生活的困境。

这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虽然五年前的矿难，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但我要是不管不问，我会受不住良心的谴责，这个坎儿，估计一辈子都过不去。

所以，我找到袁红彪谈，必须要对遇难矿工家属进行赔偿，但是，被袁红彪很霸道的拒绝了。我是大股东不假，可矿厂还是袁红彪说的算。

没有办法，我只能以个人的名义过来看望遇难矿工家属，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当然，我依然会继续跟袁红彪谈，就算撕破脸也要把赔偿款给他们要出来。”

听到周安东的话，村民都愣了，尤其是中年人，心中更是翻腾汹涌。他自己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此时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