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过电话不久，景军关掉电脑，将思路从设计图中抽出来，回想起姐姐前些年的悲惨生活，握紧拳头。

卢克英带着三个警察来到了家里，景军客客气气地道：“卢大队，快请坐，是不是我姐夫的案子有了进展？”

卢克英道：“程森的案子一直未破，市局相当重视，已经上报给省公安厅，这三位是省公安厅的。他们过来调查走访，是为了破案，希望你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景军讷讷地道：“我对姐姐和姐夫家的情况知道得不多，我是搞设计的，每天就和图纸打交道。虽然都在湖州，但是一家人一年其实也见不到几面。”

侯大利脑中不停变化着“杨梅”和“景红”的面容，这两个人面对自己遇害的丈夫时，态度出奇地一致，并且相当冷漠，仿佛警察问起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人。他坐在景军面前，自我介绍后，道：“你姐和姐夫是哪一年结婚的？”

景军用手扶了扶眼镜，道：“让我想一想，我姐和姐夫结婚时，我在上大三，是2000年吧。”

侯大利道：“你姐和姐夫的感情怎么样？”

景军道：“也就那么回事了，结婚过日子，感情不重要。”

侯大利道：“你姐和姐夫结婚几年，为什么一直没有要小孩？”

景军道：“这是我姐和姐夫的事情，我怎么知道？我是搞技术的，平时很宅，不太管其他人的事情。”

侯大利道：“你姐有没有关系比较密切的闺蜜？”

景军摇头道：“我还真不知道。我们虽然是姐弟，她成家以后，还是主要生活在程家，我们见面的时间不太多。”

与景军接触之后，侯大利在下午两点召集专案二组再次讨论了杨梅和景红为什么会对丈夫如此冷漠，几乎像是逃离了原先家庭的问题。

侯大利提出问题以后，樊勇最先发言，道：“赵代军和程森都有嫖娼恶习，哪个女人能够容忍这种行为？杨梅和景红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更不能容忍丈夫嫖娼。我认为她们对遇害丈夫冷漠的原因就是对方嫖娼。”

秦东江立刻反对道：“我觉得不是嫖娼，丈夫嫖娼，妻子应该暴跳如雷。丈夫遇害后，妻子还是会悲伤，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大利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赵代军和程森遇害后，杨梅和景红都如逃脱牢狱一般离开了原来的家庭，再也不回去。两个人的行为非常相似，其原因值得我们深究。湖州刑警支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许这就是我们的突破点。有没有可能是杨梅和景红都遭遇了家暴，丈夫死了，她们才得以解脱？若是真存在这种情况，杨梅和景红都有杀人的嫌疑。”

戴志和张剑波来自湖州刑警支队，二人相视一眼，意识到当年确实忽略了这个问题。

“家暴”两个字进入脑中，侯大利瞬间有些走神。他沉默了片刻后，道：“如果丈夫既有嫖娼行为又有家暴，妻子极有可能会视原来的家庭为牢笼。不管是家暴还是嫖娼，总有一个原因或者两个原因共同作用才能让杨梅和景红变得如此冷漠。冷漠形成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调查重点。我们就从杨梅和景红的社会关系入手，有三项继续深挖的任务，第一，杨梅有一个闺蜜叫赵燕，是杨梅和唐辉的大学同学，也在湖州工作。闺蜜掌握的情况往往比家人还要多，就如邱宏兵案中的蒙洁。吴雪和张剑波准备走访赵燕，做好询问预案。第二，我们还得调查杨梅和景红的父母，了解其冷漠的原因，江克扬、樊勇和戴志负责此项调查工作。第三，当地居委会和各自单位往往掌握了很多情况，我们还要重点到杨梅和赵代军、景红和程森所在地的居委会以及各自工作单位去了解情况，我、秦东江和卢克英为一组。”

安排妥当以后，各组分散行动。

秦东江坐上副驾驶位，看着侯大利细致地戴上手套。在最初接触之时，他觉得侯大利矫情，如今接触久了，也就习惯了他的白手套。汽车启动后，他拉上安全带，道：“大利，你其实已经把三个案子串并在一起侦查了。”

侯大利道：“我从来没有反对串并案侦查，只是认为从迷药入手肯定会受阻。原因很简单，湖州刑警支队已经将迷药查了个底朝天，我们无法比他们做得更好。”

秦东江道：“既然不反对串并案，那就应该把三个案子都看完后，再布置下一步的侦查工作，这样更全面。”

侯大利道：“各市上报到省厅的都是疑难案件，如果我们完全照搬湖州刑警支队的侦查思路，必然会得出相同的结果，会遇到相同的阻力。我们不能下车伊始就随意提出新思路，所有新思路都必须有事实支撑，否则，对侦破工作有害无益。我暂时把三个案子看成独立的案子，用新发命案的思路重新走一遍。如果运气好，或许就能有所突破。”

秦东江笑道：“大利也相信运气？”

侯大利道：“一方面破案有时就得靠运气，大家都是内行，这一点我不讳言。另一方面，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人，没有准备，机遇真的来了，也会成为睁眼瞎。”

卢克英坐在后排，一直在留心听两人的对话，等两人停下来了，才道：“我全程参与了这三起案子的侦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调查走访也非常细致。我个人支持侯组长的做法，没有新思路，要想破案确实很难。我有一个小问题，侯组长为什么要带队走访居委会，莫非认为居委会有可能得到最关键的信息？”

侯大利道：“程森、景红、赵代军、杨梅以及他们的家人有什么异常情况，居委会的同志比我们更清楚。”

卢克英锁了锁眉毛，没有再说话。湖州刑警支队侦办此案时，杨梅和景红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因此支队将她们排除在外，没有深挖细查。他默想着两个女同志杀害丈夫的可能性，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越野车很快来到居委会。

卢克英担任过多年的区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管着大案中队，与居委会经常打交道。他来到居委会时，一名中年女同志已经等在办公室了，她热情地招呼几位侦查员喝矿泉水。

居委会主任不是干部编制，实质上是政府各部门在最基层的延伸，政府的多数政策需要居委会落实。没有点儿本事，居委会主任很难坐稳这个位置。杨主任看起来不漂亮，就如寻常市井中的普通中年妇女，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安排工作干净利索。

打了几个电话后，杨主任笑呵呵地道：“程森家和赵代军家都在我们的居委会，住在不同小区。我们居委会是湖州最大的居委会，共有五千多户，接近两万人，占了老城区的十分之一。我已经通知几个居民小组长和楼长，他们最了解程家和赵家。小组长和楼长都是治安积极分子，你们想问什么尽管问，他们知道什么都会说。”

社区民警也来到居委会，与卢克英打过招呼后，道：“我只熟悉程森，他就在我负责的辖区内。”

侯大利道：“程森和景红的夫妻关系是什么状况？”

社区民警想了一会儿，道：“我没有听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至少没有反映到我这里。”

杨主任道：“我们居委会设有调解委员会，等会儿也要来人。据我所知，程森和景红没有找过调解委员会。”

社区民警道：“程森为人本分，从来没有惹过事。他是做生意的人，逢人便是三分笑，偶尔喝了酒后，见到我更是傻笑，还非得让我抽烟。在一次扫黄过程中，我们抓到了正在接受按摩的程森。除了这一次，他几乎没有进过派出所。那一次扫黄，程森坚持不认为自己是嫖娼，因为他只是进行了手交，也就是俗称的‘打飞机’。这个到底算不算嫖娼，争议还挺大。不同地方的公安对此理解不一样，公、检、法对‘打飞机’的理解也不一样。我们后来就以罚款处理了程森。”

谈话间，陆续有人来到居委会。半小时后，赵代军和程森所住楼房的居民小组长、楼长，以及居委会调解委员会的老同志都来到居委会。

侯大利简要说明此行目的后，道：“今天我们过来和同志们交流，没有带什么框框，就想听一听大家对程森和赵代军两起案子的看法，包括两家人的家庭关系、朋友关系、日常生活中比较特殊的细节，都可以谈，越详细越利于我们破案。”

侯大利过来开座谈会，核心是调查景红和杨梅对丈夫和家庭有“冷漠感”的原因，但是，他没有把真实意图说出来，只是撒下了一只拦河网，希望能够在这只网中拦下一条大鱼。来参加座谈的人都是中老年人，他们有的是熟悉程森家庭的，有的是熟悉赵代军家庭的。

第一个发言的是个啰唆的老头儿，说的是车轱辘话，没有啥价值。

卢克英出去上厕所时，社区民警跟了出去。

社区民警递了一支烟给卢克英，道：“省里的专家都很年轻啊，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卢克英道：“嗯，确实年轻，侯组长是整个命案积案专案组中最年轻的。”

社区民警道：“他们破得了这三起杀人案吗？我感觉他们使用的办法也不神奇，让一群老太太、老大爷开会，有什么用？如果他们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早就知道了。”

两人抽了烟，回到办公室，第一个发言的老同志仍然在发言，不过已经离题万里。侯大利没有打断老同志的发言，听得很仔细。居委会杨主任终于忍不住了，打断了老大爷的发言，道：“大家发言围绕着赵代军和程森的家庭情况，别扯其他的事情。”

老同志又讲了几句，这才道：“赵代军的事，我就不讲了，你们说嘛。”

第二、第三个发言人讲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价值。

第四个发言人是一位老年妇女，她口音很重，牙齿又掉了几颗，说话漏风。侯大利全神贯注地去听，才能听懂一部分。

老年妇女神情很激动，道：“程莽子硬是该挨雷劈，三天两头打自己的老婆，下手好狠。我有一次亲眼看见，硬头青（一种竹子，硬度高）都被打断了，刘永芳躺倒在地上，用一根板凳护住脑壳，要不然，肯定被打死了。”

侯大利道：“程莽子是谁？”

有人介绍道：“程莽子就是程森的爸爸。老太婆，让你讲程森的事情，你怎么又扯到程莽子？”

侯大利道：“老人家，你继续说，只要与程森和赵代军有关的事情，都可以说。”

老年妇女道：“我以前在居委会干过，刘永芳找过我好多次。她脱下衣服，全身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去骂程莽子，骂他不是人。程莽子理亏，不敢回嘴。”

侯大利趁着老年妇女歇气的时候，问道：“程森打不打媳妇？”

老年妇女摇头，道：“程森这个娃儿要得，没有沾上他老汉的恶习。我和他家住一幢楼，从来没有听说过程森打媳妇。”

参会的其他人也没有听说过程森打老婆，只是说程森喜欢喝酒，不喝酒的时候逢人三分笑，喝了酒就红眉毛绿眼睛，但是也没有和邻居有过大的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