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作茧自缚啊，现在他们就能搞出这么多幺蛾子，要是再给他们监督一把手的权力，恐怕会集体联名要我下台。”

“我非常赞同你的决定！在中国，一把手都没有了绝对权力，那还能叫一把手吗？你今天敢把监督权力毫无保留交给他们，明天他们就能肆无忌惮公开发布你的十大罪状。这跟古代是一样的，皇帝如果保持无上权威，大权马上就会旁落，离亡国之君也就不远了。”

“是啊。”林方政感慨了一声。

但林方政真的欣然接受了这个结果吗？扪心自问，是没有的。

我们通常会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去评价一个人处世哲学，并且大多数情况下，会用所谓的为人处世之道，给理想主义打上不识时务、跟不上时代的标签，从而鄙夷批判。

但事实上，人向来是复杂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一个人身上并不会一成不变。就好比明朝的海瑞，后世总爱将其评价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妄图用那些圣人之言去匡正官僚机器的过失，不懂得和光同尘，不懂得逢君之恶。还在生活中对家人极度苛刻，才会发生“被捕入狱、家人不幸”的悲惨故事。但如果考评他的从政经历，会发现他在地方治理上还是很尊重实际，也取得很好的效果，这又恰恰符合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特点。

林方政亦是如此。他无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因地制宜推行一系列改革，也获得成功。但同同时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不乐于甚至讨厌官场上的这些蝇营狗苟、不正之风。自己当过副职、也当过一把手，对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监督的危害性可以说是了解得入木三分。

甚至可以说，他一个人静下来思考的时候，也会琢磨我们明明有这么好的集体领导制度，按理来说是可以充分发挥民主的，可现实却往往是“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把手和六把手，光做笔记不开口。”

该怎么去约束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如何在保持一把手的领导权威和维护有效民主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是他一直想做的课题。之前没有主政一方，说了不算，没有机会去实践这个课题。现在身为县委书记，是朗新最大的官，可以说完全具备这个能力了。所以他实践这个课题的欲望愈来愈强烈，想把朗新作为一块试验田，看能不能寻找到真理和答案。刚好那天段杰毫不留情的批评，激发了他的决心，才有了半个晚上洋洋洒洒亲手挥笔写下的一把手监督制度。

试验没有开始，但试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他失败了。表面看是下面的人做得过分，让他不得不继续强化权力，以保证改革的顺畅。但本质上还是几干年的体制惯性太强大了，强大到不可撼动。让他不得不维持绝对权力，才能克服放权后的民主监督中的激烈风险因素。至于李解所说的“太出风头、太特立独行反而对口碑不好”，林方政并不在意，只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或许眼下不会被认可，但总有一天被奉为圭臬、蔚然成风。

要知道，国父提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言论时，对于尚在封建时代的人们而言，是非常震惊、难以置信的。但历史已经证明，“公仆”一词无比正确，已经深入人心。